•书里书外• 学者杨义险些改行

文/李昕

杨义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

1982年9月,武汉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理论组工作期间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版杨义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三卷本。

杨义今天已是声名显赫的学者,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,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,退下来以后到澳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,写了《中国叙事学》《李杜诗学》《论语还原》《楚辞还原》“先秦诸子还原”系列等多种古典文学、文化研究专著。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的时候,只是一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,而他的成名作就是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

杨义花了大概五年时间写出了这部著作的第一卷,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,大家一看全愣了,稿子太厚了,两尺厚一大摞,50万字,而且这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!也就是说,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。

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,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最高殿堂,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,是没有先例的。要知道那个时候,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,以一个人的力量写这么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。这当然要慎重对待。老编辑罗君策先把稿子翻阅过一遍,评价很高,可是接着罗君策就被调走了,稿子便转到我手里。我阅后极口称赞,又给老编辑毛承志看,他阅后也非常兴奋。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,说我们要出这套书。

这样一种态度,等于对作者承诺三卷本都要出。但当时出版社已经到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时代,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,赔钱是无疑的。我们的主管副总编叫李曙光,他找我去谈了一下,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。他找我谈,说要出可以,但有个条件,你得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。

这是多大的难题啊,我想他将了我一军,当然他也是好意,逼我一下,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。试想,一个三十几岁的学者,初出茅庐,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书,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,谈何容易?但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,盖上公章拿着推荐信,骑上自行车直接找到国家教委。

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,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,还得有专家推荐。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?他说越权威的专家越好。回来后,我就跟杨义商量,找到了唐弢、王士菁等四位专家,请他们写意见。

这四位专家对于杨义都是熟悉的、了解的。他们也都奖掖后进、鼓励新人,对杨义的学术创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。带着他们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,我再一次到国家教委教材中心去恳谈。其实虽然事情在努力地做,但内心里没敢抱什么希望,只是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。

那时,国家机关也不讲求什么关系学,我们没请过一顿饭,没送过一分钱的礼,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。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,忽然就收到国家教委一份公函,里面盖了大红印章,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。

要知道,这是150万字的书,我们只给教委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,他们就把150万字的三卷本全批准做教材了。这样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,从这以后,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,以后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,因为有这三卷本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打底子。

后来这套书还夺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。现在杨义已经出版了五六十本学术著作,成了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,但是他后来跟我说,如果当初这套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不能出版的话,他可能就改行了,中国可能多了一个商人,少了一个学者。

李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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